中国男人的“好”与“坏”-深夜学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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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拘留所的演员黄海波,应该将这次性交易事件曝光后收获的如潮水般的宽容之声,视为自己尽前半生演艺生涯之力赢得的一尊“大奖”。和他曾经得过的白玉兰或金鹰奖不同,这尊奖杯由成千上万条微博评论构成,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真实的“民意”。
这些年来,以老实巴交的长相和忠心耿耿的角色设定,黄海波成功构筑起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好男人”形象。 海波演得卖力,观众看得投入,以至于性交易事件一出,外界自动将“黄海波”三字替换为“好男人”。而一干好友,又继续用好男人的颜料,涂抹在黄海波的公众面孔上面。
可是,好男人如何能经得起这般“考验”?为什么因为是好男人,社会就给予了这般宽容?
复杂“好男人”的几个标签
究竟什么是中国当下社会价值观中的“中国好男人”?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虽然从黄海波扮演的家庭剧形象反刍得出结论显得有些简单粗暴,但好处是可以迅速得出以下几个标志性特征:相貌平平、工作一般,追求时擅长死缠烂打、卑躬曲膝,结婚后一贯任劳任怨、清白忠贞。正是这样的男性形象,被眼下中国人冠以“国民好女婿”、“中国好男人”的荣誉称号。
矛盾的是,在“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男权社会,这种居家型男人又常常被称作“窝囊废”。这让人想起国内某著名电商为迎合今年五一电器大促发布的“男人不怕”广告:一位身穿老头衫、烟囱裤、露出浓密腿毛的大男人,头顶肥皂沫、脖搭白毛巾,正一脸愁苦地搓洗古董木盆里的衣服,以展示电器买贵后的悲惨结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买错媳妇骂。”结果生死归途,面对这样苦逼的人生,连女权主义者都看不下去了,新浪ID为“匡匡_阿呆者”评价:“(男人)背后隐形的妻子,被塑造成一个悍妇,一个苛刻、刁难的奴隶主,强迫男人做着貌似本不属于他的工作。女权努力的目标,并不是将性别地位反转,将男性踩在脚下。这种思维,不是女权,恰恰是男权超琪教育。”
回到事件本身,用“好男人”替换黄海波,如此以偏概全、以虚拟角色取代真实生活的无知替换,大致引起两种社会反应:1.好男人居然也买春?冉东阳幻想破灭;2.好男人也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何况人家还是单身,海波我撑你!
在男权语境下定义“中国好男人”,性必然作为一个重要选项出现—实际上,在中国传统女人们的评价体系中,性几乎可以称之为衡量某个男人好坏的唯一前提和标准:无论婚否,好男人只能在某段时间内选择固定的性伴侣,哪怕这一选择伴随着与男性动物特征相悖的单调与乏味;坏男人则通常在性上放纵随便,除了同时拥有N个性伴,还时不时出外买春以求刺激。
于是,好男代言人黄海波在事后收获的那么多意料之外的“好评”与“点赞”,只不过让坏男人们获得了另一位盟友,而显然对生活中好男人们的心理冲击较大:想不到今天之社会对单身男(就算主角是公众人物)的生理需求竟已如此宽容,未婚者从此在心中获得了某种虚拟通行证,而已婚者除了固守现有婚姻生活之外,难免会产生“老子亏了”的求补偿心理—只要翻翻任何一本生物学教科书,都会解开男性天性不忠的秘密:生命生来四处播撒,无法集于一人。
值得关注的是,当黄海波所召性工作者照片曝光后,有关此事的网络舆论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众人一边疯狂转发女性当事人的照片,一边互相提醒有关这位性交易工作者的关键词集中在“一米八五”、“化妆前彩蚕,化妆后”以及“变性手术”上。如果说事件前半截大众舆论对黄海波的宽容与谅解(有时以调侃的方式出现)出乎意料的话,此时的大众舆论重新跌入了一种中国人惯常式的挤眉弄眼,潜台词无非是:海波你好歹找个漂亮点的啊?海波你怎么可以这么重口味?再配上女粉丝娇嗔般地抱怨“男神你可以来找我啊”—女权主义者们完全有理由更加愤怒了。
即便已经站队表态理解黄海波,随后还是要将唾沫星子狠狠地喷在性工作者的身上,此中显现出的,是一种极其猥琐狎昵的看客之态—无论男女。凡对这位性工作者存在审美质疑的,也许正意味着,他们对性交易的接受,必须首先建立在对方“正常”的价值判断基础之上:首先是女性,其次符合大众审美。

“中国好男人”背后的女人们
我其实很怀疑,黄海波性交易事件曝光后,在那些纷纷忍不住跳出来表示选择站在宽容这边的人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从内心真正理解了这件事的?又有多少是不自觉被舆论裹挟的?别忘了,大众传播中,“沉默的螺旋”一直存在。
也有大声表达自己观点的少数派凡莎莎。女性情感专栏作家毛利在腾讯发表文章,题为《无法站在黄海波的一边》邓长富,表达了自己对黄海波性交易事件的愤怒与不耻,但比黄海波本人让她更加愤怒的,是那些“为嫖娼事件鼓掌的许多痴心女粉丝”。在毛利看来,“这群女人就这样将一个嫖娼男子拔到了一个当代忠诚义士的高度”—反观其平日里扮演的好男人形象,这样反差巨大的行为尤其无法让女性容忍。
在中国,一个好男人常常会遭遇更为严格的道德要求。坏男人在性上的放纵通常伴随其他社会能力的强大,如事业成功、人际脉络宽广、个人资金雄厚等,唯有如此,性放纵才会被理解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如果一个男人同时堕入性放纵与生活失败的泥坑,就成了彻底的屌丝,根本提不上台面。同样,好男人在性上的洁身自好也意味着个人生活谨慎、社交面窄、私生活单调……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烧包网,在好与坏之间,女人需要做出选择。
作家毛利的观点是:“……本世纪男人面对如此多的诱惑,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单身时付钱嫖娼,结婚后忠于妻子,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女性才能在新婚之夜前保全处女膜罗美慧,不被那些心怀不轨的男人抢了先机,以致出现许多女人难以对付的惨剧高桥美玲。”
毛小姐就这样再一次定义了她心目中好男人处理性问题的最好方式,但将现代女性自动降低到婚前“保全处女膜”的位置幽冥魔剑,但这完全是封建老姑婆式的自降身价,现代中国女性的价值观真的应该是这样的吗一捧玫瑰灰?
毛利所认为的“许多女人难以对付的惨剧”则是这样的:“一个单身女人偶尔认识了一个不错的男人新学堂歌,她对他充满幻想,刚吃过一顿饭就在脑海中绘好了结婚十年后的画面,等到要上床时,已经觉得情比金坚非君不嫁。事实是男人下床后不可预料地消失人间或者直截了当提出分手。获得性遗传于是这个愤怒的女人这才发现,原来男人压根不打算跟她结婚,不过就是为了上床而已。再想到她在床上根本不觉得快乐,或者床下也没有收到任何礼物,马上就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成了免费的鸡,该死,连一毛钱都没收着。”
作为中国普通女人的一员,我乐意将黄海波女粉丝们的隔空娇嗔理解为一个合格粉丝的必备技能,爱从来盲目:爱偶像,爱买春的偶像,爱走出拘留所的偶像。人若不痴狂,何必当粉丝。
对黄海波在影视剧中构筑起的中国好男人形象,我一向存疑。换句话说,让高圆圆那样级别的美女和黄海波这样级别的男人结婚,更像是编剧杜撰的童话。按照社会中两性交换的原则,女人用美貌和年轻交换男人的金钱和权力—残酷现实中,黄海波这样的“好男人”和高圆圆根本不是一个阶层的,更别提生活在一起了。
也别以为能够轻易遇到生活中的某个好男人或坏男人。柴米油盐中,男人的好与坏常常以变动的比例混合,从不夜蒲的也许热衷网络性爱,频繁外遇的可能超级顾家——面对这样复杂的人性,听从最初体内荷尔蒙唤起的那种叫“爱”的虚幻之物,反而可能更加实在。无论恋情以何种理由告终,能够肯定当初深深爱过,便不枉过。

非罪化与正义化犹如南北两极
在逻辑混乱的毛利为同胞姐妹感到“愤怒与不耻”时波士顿法律,众多男性公知则习惯性地将黄海波事件上升到了民族性格、国家权力的高度。有意思的是,在对待公知性交易(薛蛮子)与演员性交易(黄海波)的态度上,男公知们保持了高度的一视同仁通关手,为薛黄二人辩护的理由,也同样建立在“对性的宽容是对人性最基本的宽容”诸如此类的理由上。
在男性公知们的政治视野中,有远比男人无法抑制性冲动更为重要的斗争与事业,男性在性交易中反映出的性饥渴或性偏好,亦都来源于国家对个人的压抑。正如福柯所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性成了一个国家权力控制个人的工具。通过教育、医疗和人口统计这三种控制手段,个人的性活动成了一项国家事务。”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买春非但无损于所谓的“好男人”形象,反而显示出一种个人对国家权力的反抗。
我很难同意这样的说法。一味谴责黄海波固然等于挥舞起道德的大棒,但一拥而上地支持乃至赞美黄海波又犯了将性交易“正义化”的“大跃进”式错误。毕竟,人类社会中,性交易非罪化与正义化犹如南北两极,中间隔了足足三个发展中阶段(合法化、正常化、正当化)。